摄影师|安东尼·里德:人类在改造着世界但同时也被它改造

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ed)是我在上海认识的英国朋友,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认识不超过两个月,见面也仅限于在弄堂口打个招呼。但是英国人比较有意思,他们与中国人在“打招呼”这一点上有些不同。

我们中国人打招呼,早些年一般说“吃了吗”,现在则是“有空再聚”,然后微笑或者木无表情点头离开,几乎双方都脚不停歇的状态,匆忙告别;而安东尼打招呼从来不跟我说How do you do,或者今天天气怎样,更不谈英国足球,他就这么站着跟你聊摄影,似乎那一刻我感觉他手里还攥着一杯啤酒。是呀,早就听说英国人有泡吧文化,有一年我在伦敦,看见一家酒吧半个街道被男男女女插蜡烛般的占满,同时,大家都自觉不越过另一半的车道,保持车辆畅通。既规矩又刻意兮兮。

“你最近在拍什么?”这是我和这位英国摄影师之间社交破冰的方式,轻松又直奔主题。

今年秋天的第一个雨夜,安东尼在昏暗中撑着伞迎面而来,伸出手与我打招呼,然后我们站在窄窄的人行道上开聊。我记得,他先是给我看他在拍什么,又问我这几天拍什么,他在纽约的双胞胎哥哥看了我拍的1990年代上海黑白照片后的反馈,然后又谈到我们都喜欢的加拿大摄影师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在2000年拍摄的上海(他像一个谜,几乎没有与任何一位上海本土的摄影师有过交集)。最后,安东尼将我带到他的国家——为中国人民操碎了心的英国摄影师纳达夫·坎德(Nadav Kander)那里,此君几年前在中国拍摄的长江,深刻地影响了很多中国后生。

坎德在回应媒体时就他拍摄的中国长江曾说,“经过了几次到不同地点拍摄之后,我意识到我个人想表达的是什么,以及我的情感回应在哪里,这是一个在无形中艰难运动的国家,它在经历一个新的开始,同时也有着过去旧有的一切负担。”安东尼说,他们是好朋友,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也是。

我站着竖起耳朵,听得也很扎劲,想着要不索性找个咖啡馆坐下来聊。但是夜太晚,只有便利店里的咖啡还在营业,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后来我们还是聊完了,告别后我的头发和西宫(我的狗狗)毛发全都打湿了。我没想到当天晚上遛狗遛了那么长的时间,估计西宫很开心,野在外面可以不回家。它从不对着安东尼龇牙咧嘴。

两个月多月前的一个夏日,安东尼就是这样在弄堂口先跟我的西宫打了招呼,然后聊到我手里拿着的小相机,进而给我看他手机中的一些作品。那一刻,我暗自惊心,真是民间多高手,高手近在咫尺。此人不是来中国旅行的,从他拍摄的照片来看,对于中国的理解自有一套。这让我想到摄影史上来华的那些名家: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约翰·汤姆逊(John Thompson)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 ,旧中国奔溃瓦解时的马格南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吕布(Marc Riboud),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拍摄了留下大量彩色照片的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阎雷(Yann Layma)。

西方人自17世纪以来对于遥远神秘的东方想象不辍,这似乎成了沁入一部分西方人血液中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政治环境气候之下,无论是官派的还是来自民间,总有人不畏艰难,兴致勃勃地来往地球两端,眼前这位安东尼·里德是距我最近的一位来自西方的职业摄影师,他在中国所留下的影像或将和他的那些前辈一样,在日后被中国人津津乐道。

之后接触下来我了解到,2007年他毕业于英国诺威奇艺术大学纯艺专业,随后来到中国并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学习汉语并开始了他的摄影创作生涯,2011年来到上海,五年后搬到愚园路一处西式公寓居住。更早时候的2003年,他终于有机会来中国旅游。那时候他20岁。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是来自亚洲日本和印度的同学。安东尼承认,小时候并没有看到过很多中国的照片,也许会有一些黑白纪录片,比如时期的照片,但他认为那些与他没关系,属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所以,纪实摄影的创作方式,在他的照片里几乎找寻不见踪迹。

他告诉我,很多年前偶然间看到一张关于上海的照片,它甚至不是一张专业的摄影作品,就是随手一拍的那种。照片上是1990年代的浦东,有东方明珠电视塔和一些高楼大厦。那张普通的照片一下子击中了年轻的安东尼。东方明珠塔在哪里?他说,“我要去。”从此开始向往和想象东方的上海和中国了。热情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一旦被点燃,身体里的荷尔蒙开始爆发,驱使年轻的心不惧困难和不计后果,或去追求真理,或闯荡江湖漂泊四海,从此他便不再安定。

在他的Instagram和微信上,可以看见他去过中国的香港、福州、杭州、绍兴、合肥、南京、北京、济南、淄博、青岛、西安、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地方。他的作品主要探索的是已有的人工建设环境——标志性的摩天大楼、隐秘的角落、拥挤的步行街、未被使用的办公楼、破败的商场、光鲜亮丽的金融区、游客必去的景点、被遗弃的房子、孤独的个体,等等,这些共同揭示着大都市的多个面相。在上述这些城市中在某个瞬间、某个时刻、某个光线,被一个快门声叫醒,露出它或安宁或狰狞、或肃穆或喧嚣、或平和或冲突的多个面相。

安东尼撑起他的三脚架,平静地与城市对视,那些被摄物在彼时向他敞开心怀,诉说各自的心事,它们希望通过他的相机,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并听到将一些隐秘的东西传递出来——人类在改造着世界,但同时也被它改造。

安东尼执著于拍摄城市里各种建筑物,尤其在夜间。这有其他原因导致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一些中国人会认为他是英国BBC记者,会警惕,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这与中国人早些年面对外国摄影师发自内心友善的笑容不太一样了,拍摄变得困难了。”他能感觉到人们的不信任,唯有拿出更多的笑容和友善去克服这个问题;其次,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崛起的大规模建筑群是令他着迷的地方,也是他在中国作为商业摄影赖以生存的方式。

他告诉我,曾经看到过1920年代纽约的建筑摄影作品,被它们深深震撼,高楼林立,城市迅速发展扩张。这些都让这位外国摄影师着迷。但当他有一天到了纽约,“我意识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而上海,他认为像美国的纽约一样,虽然上海不是中国的首都,但是它却在每一个领域引领了中国的发展,很多外来的新观念和概念都是从这里发扬出去的,它就像一座大熔炉。他缓慢地用中文说,“上海正处于这个时期中,我想参与到上海的发展变化中去,这对我来说是个崭新的世界,我像条跃入大海的小鱼,天地开阔。”

夜间,城市在安东尼的镜头里徐徐展开,大多时候它们是安静的,孤独的。“很多人居住在这里,但却过着孤单的生活。这不是上海独有的问题,是所有大城市的通病。外来者一开始以为自己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生活,获得成功,但是往往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简单,生活没有那么光鲜。” 他强调。“城市很深刻,也很肤浅,像一个幻觉。它们把你吸进来,又让你觉得很空虚。我有时候会拍陆家嘴的高楼大厦,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大多数情况下,安东尼像早年西方摄影师那样使用胶卷来拍摄创作他的主题,他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胶片的质感”。但是在色彩控制上,他那些“白天拍出来的照片色彩近乎昏黄淡白,晚上的上海会色彩丰富。”他强调,这是个人主观的感觉,也许是一种下意识。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下意识?也许多年后,我们回过头来,又发现一个全新的上海,就像20年前加拿大人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在夜间的上海拍摄一片片废墟中倒下的大楼,斑斓炫目,很多年后废墟上崛起的摩天大楼,人们在其中嗅出这座城市的魔幻。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安东尼返回英国。“我清楚地记得,我拿着相机走出去,却不知道去那里干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但在上海,任何一个方向走,你都会发现新鲜事。”今年夏天他所居住的弄堂发生一起疑似新冠疫情,楼道迅速被警戒线圈了起来,搭建了两顶临时帐篷,工作人员24小时驻守现场,吃喝专人递送。“我看见你拍了,他们不让你拍,你很勇敢。”他笑着用调侃的方式赞美。他说他不会去惹麻烦,“我一张照片也没有拍,我就看看”。他的百叶窗正对着二楼那条楼道,位置绝佳。

安东尼的家乡bexhill位于英国萨塞克斯东部海边的一座小镇,那里空气新鲜,风景优美。“很小,很宁静,那里似乎20年不变”。唯一变化的一件大事是,“过去十年只有一条新马路建成,这个新闻被全镇人也讨论了十年。”他习惯性地拿来与中国来对比,“在英国,我们很注重过去的事物,关心环境,担心老建筑被拆,有时候太注重了,以至于害怕未来。但中国给我提供了新的视角,我看到了巨大的变化,当然中国人也很注重传统和历史,但同时中国人也积极拥抱未来,每个人都朝着未来前进,他们没有那些多愁善感的情绪。我被它的活力所震惊,每个人都在建造未来,每个人都充满了能量,像充满了电一样,向着未来前进。”

在表达这层意思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语言,飞快地说着,最后以英式幽默礼貌结尾:“这和我缓慢的、睡意朦胧的家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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